白重恩：中国经济该如何破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地减速了，这说明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着怎么样的结构性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如何？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如何影响着经济增长？富有争议的“延迟退休”可行吗？这些都是经济学界常被研究和热议的话题，因为这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和我们的生活质量。

12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了“中国经济何处破局”的演讲，分享了他对这些问题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则在由白重恩主持，与张琼教授合作的中国金融四十人（CF40）内部课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中体现出来，它的部分成果《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获得了2017年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奖项。

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大困局

白重恩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如果我们看一些经济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指标，现在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过去那么快。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今年前十一个月的增速是5.9%，而去年是7.2%。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都在告诉我们，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和挑战。那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措施，把这盘棋给下活呢？所以我们得先对问题进行剖析。

白重恩在演讲现场。

白重恩总结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大困局。第一个问题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减速了。基础设施投资从去年的年增长率19%，下降到今年前十一个月的3.7%，其实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需要减少政府的投资，尽管短期内会带有阵痛，这可以让我们的经济结构得以调整。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很难以获得资金，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给民营企业提供资金的渠道风险较大。而现在我们为了防范风险，加强了监管，所以某一些给民企输血的渠道就不那么畅通了。但这也是不得不做的。如果我们不加强监管，未来我们面临的风险就会非常大。第三，很多企业觉得税收很重。其实政府也有相应的减税措施，比如“营改增”。但这也加强了税收的监管的力度，所以企业觉得赋税加重了。这也是好事，这样大家缴税起来比较公平。第四个问题是外界国际贸易的因素，这使得我们的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减少政府的投资是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减少政府投资是未来的方向呢？白重恩从历史背景寻找其原因。2008年底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为了保增长，我们进行强有力的财政刺激，这个财政刺激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

白重恩给大家展示了2008年前后的要素积累和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积累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效率改善在经济学中，则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综合的效率改善。在2008年之前的29年里，平均每年GDP增长10.5%，而人力资本的积累，贡献了其中的3.21%，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6.24%，所以，那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的改善。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健康的。

要素积累和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2008年之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平均只有8.2%，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变成了1.04%，而效率改善的贡献占3.18%，而资本产出比增加占其中的3.94%。其中，人力资本积累贡献的减少，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改变了。在前面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享受着“人口红利”，即可以参加劳动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增长，生产的产量肯定不断增长。而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人口红利”消退了，贡献值也降下来。

人力资本除了劳动力数量之外，质量也很重要。我们的教育正在改善，白重恩提到，他上大学的那一年，大学入学率才百分之二点几，而现在大学入学率百分之四十几，这个巨大的变化，使得人力资本积累巨大提升。现在我们不可能有以前那么快的增长速度，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减少是一个不可逆的、必然的变化。

而2008年之后，效率改善的贡献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资本产出比增加了许多，这意味着每生产一块钱的GDP所要用的资本越来越多，这说明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GDP增长的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要持续这样的增长，居民消费就会被挤压，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这样老百姓没能从经济增长得到获得感。此外，要维持资本产出比百分之四左右的增长，这通常伴随着效率改善速度的减慢，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之后，效率改善的贡献减少的原因。

而2008年政府刺激经济进行大量投资，不仅侵蚀消费，还降低了投资的效率。白重恩的研究发现，中国全社会额度投资回报率，在2008年之后下降了很多。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其他的企业之间的回报率是有差距的，融资平台所带来的回报率比较低的。而这类融资平台所占比重在上升，这使得整体的投资回报率下降。

因此，白重恩认为，如果我们处理得不好，我们就可能陷入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假如说我们为了达到某个经济增长目标，我们就要财政刺激。假如这个刺激是政府投资，这需要占用资源，使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而资源被占用之后，民间投资的成本就高了，而这两类投资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这造成总体效率的下降。而因为总体效率下降，我们更想去实现某个增长目标，从此形成恶性循环。

而且，政府的很多投资是通过举债来做的。投资的回报率本身就不高，还要还债，所以只能借新债还旧债。这个问题政府也意识到了，所以这两年政府加强了对债务的控制，要去杠杆。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呢？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将持续放缓

白重恩认为，首先我们不要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其次我们需要不断地改善投资结构。什么叫过高呢？什么是合适的增长目标？我们都知道，GDP等于劳动生产率乘以劳动力总量，所以，GDP的增长速度就等于这两项增长的和。“人口红利”消退，所以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会减慢。我们有人口结构的研究，来预测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但是，劳动生产率该怎么预测呢？怎么样的劳动生产率是合适的？

我们可以从全球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一些端倪。白重恩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差异很大，有的国家增长非常快，有的很慢。而实现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即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在下降。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随着经济潜力的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在未来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那么我国的潜在增长速度跟这些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是相似的。

根据白重恩的研究，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放缓，2016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为6.68%，与6.70%的实际值非常接近。之后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以及劳动力规模的不断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且下降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在2016-2020年间降至6.28%，2021-2025年间降至5.57%，2026-2030年间降至4.82%，2031-2035年间降至3.94%，2036-2040年间降至3.40%，2041-2045年间降至3.46%，2046-2050年间降至2.98%的水平。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如何实现增长潜力？

而逐渐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前提是我们努力实现了经济增长潜力。那么我们怎么实现这些增长潜力呢？白重恩认为，能否实现增长潜力，跟我们的效率有很大关系，而效率跟投资的结构有关，所以我们要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特别短缺的时代，政府的投资的确还是比较高效的。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很难产生那么高的效率。

那么怎么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呢？民企投资之前会考虑成本，还有市场。现在外界的市场环境好像在挑战我们的发展，所以我们只能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我国的居民消费还是要大大改善的。消费只占GDP的比重37%，这在全球来说是很低的。除了沙特阿拉伯，其他的G20国家都超过50%。

此外，我们该怎么降低企业的成本呢？白重恩认为，我们应该降低制度成本和税费成本。降低制度成本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根据世界银行有关营商环境的报告，在190个经济体中，我国排到了第46位，去年是第78位。在政府的努力下，制度成本已经在降低了很多。但是在民企获得资金上，还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除了制度成本之外，税费负担也是可以改革的。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企业税费负担的研究，190个经济体中，我们税费排名是114，排名越后企业税费负担越重。此外，中国增值税之外税费占利润的比例为68%，远高于印度、德国、日本、美国等大型经济体，也高于世界平均40.6%的水平。这影响了我们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也影响我们的投资结构。

增值税之外税费占利润比例。

为了走出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将一部分投资的资源用来降低税费，这样就能降低企业的成本了，改善总体效率，经济下行的压力也不那么大，也能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那么，该降什么样的税费？什么税比较重？

企业面临的税费分两类，一类是跟社会保障相关，一个是其他。在68%的税费负担中48%是社保缴费，而德国49%的税费负担中社保才占21%。白重恩认为，在对比很多国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企业负担比较重的是社保缴费。所以，我们需要降低社保缴费率。在这些社会保障缴费中，职工社会保障是比较多的，比如五险一金。五险一金中的养老保险是占得最多的。白重恩认为，我们平时只关注个人所得税，但这跟养老保险没法比较，2017年全国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是所有人个人所得税总和的2.8倍。

但是，假如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减少了，是不是会降低待遇呢？退休职工的收入会不会减少？职工不交，企业不交，钱从哪来呢？另外，白重恩发现，我们的养老保险还有历史欠账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中，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这一说法，企业承担所有的东西。后来改革开放，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我们把企业的负担移到了社会。但是之前退休的职工并没有缴费却领着养老金。为了解决历史问题，我们把他们放在养老保险基金里，让正在工作的人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人的养老保险。为了改革更加顺利，这也是应该做的。但这也形成了历史负担，也是现在养老保险缴费率高的原因。若比较一下全球，我们就会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比较高的经济体，大部分都是以前的计划经济国家。那么这些历史欠账谁来承担？降费还是不是也意味着“延迟退休”？

养老保险降费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于是，就养老保险的改革，白重恩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制度，让其更加合理。中国有大量的国有资产，白重恩认为，我们可以拿这些资产的一部分解决历史欠账问题，将其一部分划拨社保，也有助于改善国企的治理。此外，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中，有一种统筹账户，和一种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没有再分配功能，大家多缴费就以后多拿钱；而统筹账户则像一个养老金池子，有再分配的功能。大家对于个人账户的缴费积极性比较强。所以，假如我们在个人账户中，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这样就能刺激大家缴费，又实现再分配的功能，这是一种精算平衡体系。

此外，白重恩认为，我们应该给退休职工自主选择退休年龄的空间，而不是一刀切“延迟退休”。在制度设计上，假如人们选择晚一点退休的话，会获得更好的待遇。这样鼓励人们“延迟退休”，来对冲“人口红利”的消失。

其次，职工个人也能设定自己的养老计划，国家再给予一定税收上的鼓励。比如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企业为职工提供基本养老之外的养老保险）或者第三支柱（个人在企业之外的养老保险）应该发展起来，成为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基金，这也能推动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这样改革不仅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扩大企业再生产的投资，改善经济的效率，居民也能少缴费，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