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关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我谈一下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一些看法。中国经济现实的结构性变化有三个指标很重要。

第一个是创新。创新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例如研发强度，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以及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等。如果我们单用一个指标——研发强度，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板块，分别对应处于三个不同阶段的中国。

一是东部沿海的七个省市。这些省市的研发投入2016年是9830亿人民币，占总的研发投入62.7%，这意味着此区域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OECD的平均水平。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10年、20年之后，这个地区它的流量积累出存量，将会出现一批一流的实体企业、拥有一流的创新能力、具有一流的现代金融的发展和聚集一流的人才、人力资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构建一流的实体企业、创造出一流的创新实力、发展一流的现代金融的区域。因此，该板块主要着眼于下一步的营商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和它的创新环境，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准。

二是中部和西部比较发达的省11个省市。该板块在2016年投入创新的资金是5342亿人民币，占整个研发投入的31.6%，基本上还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的前期、中期、后期，而且这个部分绝大部分都属于内陆地区。该部分下一步的核心重点是怎么能够基于国内需求、国内消费、国内投资的发展，从高速转向高质量。

三是剩余的11个省市自治区。这11个省市自治区在2016年投入创新的钱只有888亿，仅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因此,该区域实际上仍处于资源驱动阶段，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阶段。因此，这个地区主要关注如何保护好绿水青山，怎么能够走好“一带一路”，例如新疆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广西是东南亚的最前沿，云南是面对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桥头堡等。因此从这个地区未来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一带一路”，着重对外开放、对外合作。

因此，从创新的角度来讲，中国有着三个完全不同的板块，任何一项宏观政策要考虑国内地区、城乡巨大的差异。

第二个是发展结构变化。例如，对比在2016年、2017年两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的GDP的增长率，能看到过去的十年，有九年江苏的GDP增速、山东的GDP增速快于广东，江苏和山东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快于广东，但是在2017年这两个省全面落后于广东；同时，江苏、山东的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也慢于广东。过去十年，我们仅看到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而忽视了掩盖了结构性的转换和动能的转换。如果我们通过观察货运量、用电量、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进出口的增长率，过去十年江苏和山东落后于广东。

以上的对比体现出，在总量还保持着一定增速的时候，由于新旧动能的转换、结构的转换和体制转换的滞后，在东部沿海地区七个省市出现了分化。即广东、浙江、上海，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讲，进入到比较主动的发展状态；而山东、江苏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结构转换方面的确落后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看省内的差距，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可知广东省内的差距是显著大于江苏、山东、浙江的。而且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性，也是存在着缺憾的。众所周知，解决发展不充分的矛盾要靠市场竞争的压力，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史靠政府的作用、靠社会的作用。

第三个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比重变化，即使是在同一个发展档次的地方，动能差异、结构差异、体制的差异也是不同的。

其次，谈一下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中国的一些重大需求已经到了峰值或者已经过了峰值，例如制造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在2018年将达到或过了峰值。这意味着，过去40年支撑高速增长的三大投资需求，在未来将会减速。重大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首先是外商投资。2018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指出美国企业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是主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外商来华投资，70%以上是服务业，是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而在这些重要的服务领域，我们的市场准入、投资环境、制度规范等方面，和制造业相比，这方面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差距。因此，要想把外商来华投资形成一个投资新的需求增长点，就需要我们改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

其次是民营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过去40年，我国改革推动力度比较大的是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民营企业占比是61.2%，外商投资企业比例是11%，国有企业是27.8%，可以看出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40年，会成为世界制造第一大国，很大程度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混合所有制的结构。因此，如果实现民间投资更加活跃，除了解决产权问题和对民营市场准入的一视同仁等这些重要的因素以外，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现代服务领域和一些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也能够形成一个混合所有制的结构，即“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我相信民间投资会有更好的发展。主要为创新而投资、为绿色而投资、为民生而投资。

除了投资以外，还有的领域如煤炭，这种传统能源的需求结构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还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重化产业所产生的投资需求，都在发生重大的峰值变化。

第二个方面是资源环境的底线。为了绿色发展，发改委能源所提出了三条线：第一条资源环境消耗的上线；第二条环境质量的底线；第三条是生态保护的红线。如果中国14亿人实现现代化，能源消耗、环境容量的消耗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模式更好？采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能源消费的模式，地球是无法承受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更加节能环保、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模式，进而使得当前技术、基础结构、制度、产业和整个国民的行为，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三个方面我国产业结构和人工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抄袭、山寨等发展模式后，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

最后，我谈一下结构性去杠杆这个问题，简单地谈一下我自己初步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中国都是一个加杠杆的过程，都是用加杠杆的方式为世界走出危机的泥炭做出贡献。但加杠杆的周期是不是应当结束了？能不能够结束？我们大家知道，中美的贸易摩擦以及美国的加息、减税、缩表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仍然需要一个大国为它在未来的十年拉车，它会用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方式逼着继续加杠杆，一直加到崩溃，成为第二个日本，我们能从这个怪圈里摆脱出来吗？过去十年国企和地方政府是稳增长的重要力量，这里面涉及到2008年的危机究竟是我们的危机还是他们的危机，我个人认为2008年的危机是欧美生产网络的危机，而不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危机。我们东亚生产网络除了为欧美代工受到重大影响以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都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地方债还是国企债、企业债、居民债、居民杠杆率，核心的问题是一句话，推动去杠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要在结构性、体制性和高质量上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