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高质量发展是在应对百年变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的关键

         4月11日，由新京报社、千龙网主办，新京智库、贝壳财经承办的“信心与繁荣——2023新京智库春季峰会”在京开幕。开幕式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正在改变国际分工原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成为影响大国兴衰的关键力量。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在应对百年变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什么是经济发展质量？从宏观层面看，主要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化。

王一鸣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

“我国人口去年净减少85万，劳动力2011年就开始净减少，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所以靠要素投入这个条件发生了变化，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王一鸣说。

王一鸣指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比较大的差距。如果中国的发展质量要逐步赶上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要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来提高。

在王一鸣看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放缓。虽然最近几年有所回升，但增速还比较有限。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以比较快的速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来带动汇率水平的提升。

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王一鸣表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着力点是着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位居世界第11位，应该说已经进入到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是前30位当中唯一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如果我们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那么什么是前列？”王一鸣认为，如果把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评判标准设定为创新指数位居前五位，按照前五位的指标一一对照，我们会发现，中国不仅创新指数还要有明显的上升，而且科技研发、原创能力、人力资本水平都要有新的突破。

王一鸣也指出，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置是在迅速提升，已经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一系列领域都实现了新的突破。比如，华龙一号核电、百万千瓦机组、通信设备5G等等都有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但是与科技强国要求相比，中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距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建设科技强国目标，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项。

在王一鸣看来，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去年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经费的比重是6.32%，前年是6.5%，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18%左右相比，中国的差距还很大。尽管“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占R&D经费比重提高到8%，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王一鸣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迅猛发展，科技创新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中国一定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科技创新要统筹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三位一体’推进，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实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的战略性突破，塑造科技创新的新优势。”王一鸣说。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王一鸣表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三个着力点就是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努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王一鸣认为，经过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中国也是世界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宽而不深，总体上还处在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调整，以及个别西方国家推进脱钩断链的做法，要求中国必须把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如何提高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王一鸣表示，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我们传统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同时，还要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运用，培育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此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智能制造生态，对提高产业链的韧性也尤为重要。工信部也在推动“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中国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也有利于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王一鸣表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着力点是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实现双碳目标。

在王一鸣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0年前要碳达峰，达峰以后要稳中有降。实际上就是碳达峰增量速度要降为0，以后要转向下降。从国际上碳排放的轨迹看，许多早期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就实现了碳达峰，但达峰之后碳排放的下降速度十分缓慢。

王一鸣表示，中国是全球碳排放大国，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中国2021年在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大体占全球排放的30%，过去十年中国的碳排放也在进入一个平台期，但是还在上升，只是上升幅度减缓了。

“中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这个给实现双碳目标带来了更多的挑战。”王一鸣说。

此外，王一鸣认为，未来特别是2035年前，中国碳达峰和稳中有降关键还是要实现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因为能源占比最高，所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关键又是要处理好能源的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去年因为能源保供稳价，煤炭和火电装机又有所增长。从更长的时间看，怎么来把控好能源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的关系呢？这就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课题。

对此，在王一鸣看来，中国对能源评价的视角要发生变化。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难以自给，石油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0%以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0%以上。长期依靠石油、天然气，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外部风险。因为要减碳，长期依靠煤炭又不可持续，但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保障中国能源的长期可持续供应，同时也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所以我们的战略方向就是要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王一鸣说。

最后，王一鸣认为，从趋势看，中国碳排放达峰后很可能也会形成一个平台期，还可能出现多峰突起、波动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碳减排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使化石能源的逐步退出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逐步提高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等发电装机比重，更好发挥零碳能源在保供增供中的作用，实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