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不能让国企、也不能让民企有超国民待遇

中国经济在机遇与挑战中走过坎坷而又平稳的一年。在2018年行将结束时，民营经济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年中，“民营经济退场论”甚嚣尘上，年尾，一场座谈会廓清了对民企的思想迷雾。

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企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随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除了民营经济，2018年房价快速上涨势头继续被遏制，金融保持稳定，去杠杆进一步推进，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依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2018年即将结束，2019年倏忽而来，明年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又将走向何方？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巨献《看2019新声》，邀请国内顶尖级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官员，共话民营企业，问道中国经济。  

精彩观点：

1、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是可以做到可持续的，关键是要把利率放开。

2、所有的政策、实践都应该按照市场标准，比如金融就是看风险，利率市场化就是所有企业都依据风险来确定溢价。

3、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保负担在加重，国有资产最合适的使用方式就是划转社保。今后一段时间，应加快国有资产向养老金划转。

4、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讨论，而应该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近期，民营企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政策层面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陆续出台，这样能否解决民企的融资问题？去杠杆是不是加剧民企生存困境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对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曹远征进行了专访。曹远征认为，民营企业的困难与资金的期限错配有关，要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题，可以从增加资本、缓解期限错配入手。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贷款利率没放开，没有风险溢价，就变成行政指令了

新京报：今年以来，围绕着去杠杆各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最近的一些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去杠杆加剧了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你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曹远征：去杠杆并不只是金融去杠杆，而是整体宏观经济的去杠杆率。我国选择首先从金融部门开始去杠杆，金融杠杆率过高，一旦进入收缩，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困难。因此，要提前预防，就要去杠杆。从金融方面来说，金融的本质是用杠杆经营的，因此金融去杠杆有赖于实体经济去杠杆。宏观杠杆降低，金融杠杆自然会降低。所以，去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明确了这一点，就是国有企业降杠杆为重中之重，要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去年以来，整个宏观杠杆率降了2个百分点，企业的负债率有所降低。但是，如果宏观杠杆和实体经济杠杆下降速度不快，光靠金融去杠杆会导致更大问题。金融是用杠杆经营的，如果金融杠杆快速收缩，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感觉到资金困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这使我们认识到，去杠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最重要的是实体部门要去杠杆，金融是作为配合的，单纯的金融去杠杆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在金融方面的去杠杆，意味着是要把杠杆稳住，不至于让它快速收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在我国基本上开始转向稳杠杆，创造条件为实体经济去杠杆，而不是单纯的金融去杠杆。

新京报：近期，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出台政策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例如，央行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证券业协会推动设立1000亿规模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这些政策是否能够降低民营企业杠杆率？

曹远征：为什么企业杠杆率高？其实是因为资本不足。要去杠杆，除了减少债务，更重要的是增加资本。很多民企都是中小型的，企业本身资本就不足，如果再借债加杠杆就会显得杠杆率更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增加资本，这时金融服务就变得尤其重要，要发展资本市场，要发展股权市场等等。这一方面，我国金融业是有短板的。

我们看到中国民营企业遇到了特殊的困难，这牵涉到更深层次的金融体系的问题。企业的债务基本都是从银行借的，银行提供的是短期债务，不能提供长期债务。企业其实是在“借短贷长”，借短期债务来投资长期项目，最终导致出现期限错配问题。也就是说，厂房还没盖起来，贷款就到期了，那企业当然就还不起贷款了。因此，解决期限错配问题也是缓解当前债务的重要方式，债务长期化也是稳杠杆的一个重要议题。

目前的政策措施，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要解决民企期限错配问题。银行业的办法是短期流动性不抽贷，贷款到期时还可以再缓一下。央行的办法是将债务长期化。尽管这不是一个太“治本”的办法，但至少对缓解当前的债务有帮助。

“治本”的办法很简单，企业要有活力，要有竞争力，企业在盈利在创新。因为有了利润，企业的销售收入就在增长，那么付息的现金流就会充沛，就算继续比较高的债务也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并且，利润上升意味着资本在增加，负债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企业，企业一定要有经营能力，有竞争力，这是所有命题的核心。这也是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的，支持民企创新。

新京报：近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你认为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是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的吗？如何去保障金融机构对于民营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

曹远征：（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是可以做到可持续的，关键是要把利率放开。利率其实是风险溢价，银行对各个企业的风险有一个评价，如果有想要贷款的民营企业，目前经营不是很好，但是很有前景，那么可以，银行就以比较高的利率来放贷。企业自己也会认真考虑，我贷这么多钱是不是项目真的能赚钱，也会考虑其他可能的损失，是否值得去承担这样的利率。

利率是对风险的覆盖。利率市场化之后，贷款过程就是商业谈判的过程，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贷款利率没有放开，是在被控制的情况下，没有风险溢价，就变成行政指令了。

另一个方面，利率市场化之后，有了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支持，那么企业的融资也会是多方向的选择，而不完全依赖于银行贷款，比如说股本、债券，企业自身也会有一个选择。所以，要做到对民营企业融资的可持续性支持，第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要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  

税收应该是中性的，不应偏向民企或国企

新京报：关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近期讨论比较多的是“竞争中性原则”。央行行长易纲今年说过，中国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企。你认为“竞争中性”是否能消除国有和民营的所有制二元对立格局？在金融领域、财税领域，如何实现“竞争中性”？

曹远征：“竞争中性”的核心含义是，政府不袒护任何一类企业，政府的政策应该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国民待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竞争中性”是可以做到的。

对于中国来说，“竞争中性”似乎更多地变成了一个理念问题，是在观念上有“心魔”，为什么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无论国有、民营都是中国的企业，都得有国民待遇，而不应该片面强调所有制的不同，他们本来就不同，但不同并不构成歧视的理由和基础。

所有的政策、实践都应该按照市场的标准，比如金融就是看风险，利率市场化就是所有企业都依据风险来确定溢价。税收也应该是中性的，我不认为财税政策要对民企做出一个特殊的安排，不应该偏向于国企，也不应该偏向于民企。我们经常被批评国企有超国民待遇，但是也不能让民企有超国民待遇。我反对一个倾向，就是国有企业有困难就支持国企，民营企业有困难就要支持民企。这样，政策本身就是偏的，不是一碗水端平的。

新京报：你曾经提出，今后的改革中，国企和财政体制的改革最为重要。你认为今后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曹远征：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全是亏损的，现在大家都说国企赚钱赚得太多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变化，说明国企有效率了。

所以，现在改革的重点不是企业改革的问题，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国有资产的使用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有资产是人民的资产。中国现在人口在老龄化、社保的负担在加重，其实国有资产最合适的使用方向就是划转社保。国有企业赚的钱转向老百姓的养老金，这既可以解决社保缺口，又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

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加快国有资产向养老金方向的划转，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改革方向，关注点不再是国企本身大了还是小了、赚钱不赚钱，而是国有资产的管理机制。

金融机构要真正发挥应有责任，国内金融市场一定要改革

新京报：你曾经把中国的金融改革历程分成三个阶段，我们目前是处于第三个阶段。你认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金融改革的重点有哪些？难点有哪些？

曹远征：我国金融改革第一阶段，是1984年四大行从央行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真正建立是在2003年，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出来，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

独立于财政以后，金融机构自负盈亏，其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因此就要进行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造，这就进入金融改革的第二阶段，银行业的重组、改制、上市，从2004年中行、建行开始，历时八年完成这一改造，使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随后，中国的金融体制与国际的金融机制基本接轨，开始面临国际金融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民币国际化。

从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加入SDR开始，中国金融机构不再只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而是国际的金融机构。我国也开始面临一些国际性的金融问题，包括金融去杠杆、金融中性问题，也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应对金融危机、参与国际秩序改善等。

如果说中国金融机构要真正发挥应有的责任，那么国内的金融市场一定要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不外乎三条，第一条就是利率市场化，与之相关的是汇率市场化，这样才能实现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第二条是资本项目开放，才能使资金自由流动，人民币可兑换。第三条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各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参与人民币的业务，这样人民币自然就变成一个国际货币。

当然，这些改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今年4月份博鳌亚洲论坛以后，我国在金融服务业方面已经有很多开放措施，鼓励外资参与国内市场，放松了对人民币业务的经营限制。但是，在利率市场化和资金自由化方面，中国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还需要持续深化。

新京报：你认为在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是否需要稳汇率？

曹远征：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资本项目不开放，资金不能自由流动，真实汇率是什么水平其实没人知道，于是就变成一个“拍脑袋”的心理汇率。比如，大家现在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能“破7”，一旦“破7”资本就会外流，“7”到底是不是个合适的底线，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但是，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来说，即使是心理汇率也应该考虑，很可能到了某一个点上，老百姓觉得美元比人民币更值钱，就大量去换美元，这时候汇率就会出现急剧的变化。这确实会带来风险，这种情况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在2015年、2016年都看到过。因此，为了防止这一点，汇率必须得稳在某一个水平上。

人民银行其实在做两项工作，一项是通过资本项目开放，使得外资更加方便地进入和流出，由此来通过资金真实的供求关系寻找到定价点在什么地方。另一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又要捍卫心理上的一个界限，这就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

其中，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汇率定价机制中的逆周期调节因子今年重启了。逆周期因子完全是为了稳预期的。如果说前两项——收盘价和一篮子汇率，是在寻找人民币真实价格方面的努力，那么逆周期因子是相反的，用来控制人民币短期的升值和贬值预期。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应该去稳汇率，是吗？

曹远征：不是，这变成了另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人民币不仅仅是大宗商品的计价和结算工具，还是投融资的工具，还进入了国际储备，这时候人民币的利率就变得非常重要，汇率问题相信就不重要了。比如，美元是没有汇率的，美元的价格就是十年期国债利率。换言之，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国债利率和人民币的利率就变成人民币的价格，汇率的重要性就大大减弱。

同时，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也变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锚货币，而不是单纯的国内货币与外币的可兑换。比如美国说，“你的价格挂在我的货币上，那么就不是我的货币的问题，而是你应该升值或者该贬值。”所以，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能不能成为锚货币。

但是，与此同时，如果人民币成为锚货币，中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变多了，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到那个时候，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货币政策，而应该是全球性的货币政策。

现在，国际上对美国的批评不就是因为这件事吗？按照美元的地位，美联储应该是全球的中央银行，但实际上美联储只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就开始大量放水，于是把全球资金价格升高了。现在美国经济好转，美联储又开始加息缩表，使得全球变得很紧张，担心新的金融危机出现。

这充分显示了一个矛盾，就是一国的中央银行如何去承担国际义务的矛盾。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人民币进一步成为国际货币的话，中国人民银行同样会面临这样的矛盾，这时候的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中国问题，还要考虑世界问题。这个挑战是巨大的。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宏观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关联影响，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讨论，而应该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