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基础

特惠制度曾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不一定是最优的安排，而是次优的安排。不过，特惠制度不会持续有效，随着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普惠制度。完善普惠制度非常困难，我们要充分考虑完善普惠制度的艰巨性，在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还要实事求是地考虑次优安排。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近日在参加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承办的“首届中国发展规划研讨会”时表示，“特惠模式”的成功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不过，特惠制度不会持续有效，随着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普惠制度。

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白重恩将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将高速增长动力分为要素积累产生的贡献以及效率改善产生的贡献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第二阶段从2008年到现在。“之所以以2008年为分界点是因为2008年出现了全球经济危机，后一阶段经济增长跟前一阶段有很大不同的特征。”白重恩说。

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03%，这是非常快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够在29年间持续保持平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确实是一个奇迹。

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个生产要素积累来看。按照增加核算法计算，人力资本增长对每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81，也就是说10.03的增长里有2.81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原因是，我们这段时间正在享受人口红利，适龄劳动人口越来越多，而且教育水平不断改善。

判断物质资本主要看每生产1元GDP所用的资本增长的量，如果单位GDP的资本存量是在增加，那么它对增长有贡献，就会提高增长。如果单位GDP的资本存量下降，它对GDP是负面的影响。第一阶段这一块是0.57%，正常的经济增长状态下，这部分应该是0。所以1978年到2007年，物质资本积累基本属于正常。还有一部分物质资本积累来自于效率改善的诱导。也就是说，在企业效率改善的情况下，企业就会有很强的动机投资物质资本，这部分对增长的影响算作是效率改善带来的影响。

这一阶段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来自效率的改善。经济学中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来度量效率改善。效率改善不但会带来增长加速，还会诱导其他要素积累。效率改善后企业会更愿意增加投资，间接带来经济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从1978年到2007年，效率改善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果占到经济增长的6.68，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中三分之二来自于效率改善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白重恩说。

第二阶段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是8.56%，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双重下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8下降到1.43，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增量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尽管我国教育水平还在不断改善，但是改善的速度在下降。此外，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大大下降，从第一阶段的6.68降到了2.48。

同时，为了生产1块钱的GDP，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才能达到。“尽管这样的投资短期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8.56的经济增长里有4.53来自于资本的增加，也就是用越来越多的资本生产同样的产出。”

白重恩强调，如果把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分成这样两段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增长的来源非常不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改善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使用越来越多的资本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4.53这部分是不可持续的，人力资本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别是1.43和2.48，两项加起来不到4，这很令人担忧。

改革和开放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改善

白重恩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改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改革和开放。

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全国统一市场不断完善，地区之间贸易增加，地区之间可以更大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同时，改革也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竞争促进了效率的改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要素的流动越来越畅通。市场环境改变了，如果企业不对此做出反应，也不可能有效率的改善。所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拥有了更大的改善效益的积极性和自主权。这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必要因素。白重恩认为，上述的条件和很多国家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而“中国特色”在于除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之外，充分发挥了各级地方政府的作用。

人们普遍关注在市场中，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是什么，各自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市场环境是什么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市场环境，那么市场就可以起更大的作用，政府就要发挥相对小一点的作用。如果市场环境不是很完美的时候，为了克服市场制度不完美带来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地方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

“那么我们的市场环境怎么样？”白重恩介绍说，世界银行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年都发表一个营商指数排名报告，对190个经济体在10个方面进行排序，基于这10个排序做出一个综合排序。我们的综合排序排在第78位，相较于2014年的第96位，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在一些细项方面并不令人满意。

在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非常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经济还能取得较快的增长，尤其是1978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经济实现10%的高速增长？这是让很多经济学家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

白重恩认为，在市场环境不是特别完美的情况下，中国的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企业解决市场环境不完美所带来的困难的作用。白重恩将其称之为中国的“特惠模式”，他进一步解释道，尽管普惠制度化的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这时一些地方政府会为他们青睐的企业提供帮助和保护，克服不良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造成的阻碍。当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享受到同样的保护和帮助，或者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得到同样力度的帮助和保护，而是某些特定企业，我们称之为“特惠对象”。尽管如此，至少有一些企业得到了这样的保护和帮助，这和所有企业都得不到帮助和保护相比是一个很大改善。“我们认为这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重恩认为，这种特惠模式之所以会成功需要具备四方面条件。

第一，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去帮助和保护企业发展。

第二，地方政府选择的特惠对象不能太差，如果地方政府都去帮助那些扶不起来的企业，经济也不会增长。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官员能够识别哪一些是比较好的特惠对象。数据证明，地方政府帮助的企业效率还是不错的。

第三，地方政府帮助企业主要是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制度不完善带来的困难，并未损害其他企业利益。如果地方政府帮助企业获得很多资源，则会造成资源扭曲。所以，地方政府怎样帮助企业非常重要，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帮助是降低制度性成本方面，而不是提供廉价要素，这对经济增长就是有益的。

第四，如果一个新的企业与一个已经得到地方政府帮扶的企业形成竞争，可能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己帮扶过的企业，就会对新企业的准入形成障碍，这个时候特惠模式可能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好在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它们之间形成竞争，如果一个高效率企业在某个地方得不到帮助，它可以在另一个地方获得帮助。这样企业生存空间还是很大的，

白重恩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特惠模式的负面作用会越来越大。地方政府找对特惠对象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找对特惠对象越来越难，因为越来越难以找出哪些企业效率更高，然后对这些效率更高的企业予以倾斜。另外本来效率更高的特惠对象可能效率不再更高，地方政府过去帮扶的对象，当他们效率变得不再高的时候，如果它们还继续得到政府的帮助，可能就会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所以特惠模式的效果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特惠制度曾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不一定是最优的安排，而是次优的安排。不过，特惠制度不会持续有效，随着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普惠制度。完善普惠制度非常困难，我们要充分考虑完善普惠制度的艰巨性，在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还要实事求是地考虑次优安排。”白重恩说。

此外，白重恩认为，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全球化的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倒逼机制为改革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