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民营经济退场论是伪命题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今年十九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挂钩。我们应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又该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搜狐智库就此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汪玉凯。

汪玉凯表示，我国应该实现经济三大战略转型：由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引进吸收型转向对外扩张型，由学习方法型转向自主创新型。

汪玉凯强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证。为此，要打破行政性垄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针对近来舆论关注的“民营经济退场论”，汪玉凯认为该观点未能真正认识到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创造了50%的税收，贡献了60%的GDP，创造了70%的创新，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占市场主体的92%。这已经很清晰地证明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营经济退场论”就变成了笑话。”

以下是采访精编 :

搜狐智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七轮行政体制改革，目前正在进行第八轮行政体制改革。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些行政体制改革发挥了什么作用？

汪玉凯：改革开放40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息过，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82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是除破计划经济的政府管理阶段。1988年的改革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影响了后三十年。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02年。1993年的改革承接于十四大，会上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我们开始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这十年大体可以说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模式阶段。

从2002年到2012年是第三阶段。2002年基本上是微调。2008年，我们又实行了大部制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12年十五大以后到现在，大体可以称之为内涵式改革。它的机构调整幅度不是很大，主要是“放管服”，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这次十九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刚刚拉开帷幕。这次和过去几次行政改革明显不一样，过去是行政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但这次是党政统筹的整体改革。

过去七次改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至少可从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经过过去七次改革，政府基本由计划经济政府大体转为市场经济政府。现在政府管理理念、结构、运转、管理方式和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第二，我们过去十年经济平均达到9.5%的高增长水平，与行政体制改革是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行政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开始一路往上反弹，一直2017年，中国GDP份额占世界GDP份额达到15%。

搜狐智库：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联系在一起。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如何与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相配合？

汪玉凯：我们对未来的目标还是比较清晰的：到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中间又分成小阶段，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要初步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它都需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一个合格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保障大目标的实现。而很大程度上，国家治理体系与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管理行为、管理手段息息相关。所以我认为，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获得成功，就能为未来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政治体制。

搜狐智库：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下行期。你认为原因有哪些？

汪玉凯：2013年增长率是最高的，2014年增长7.3%，2015年增长6.9%，2016年增长6.7%，去年稍涨，是6.9%，但整体上中国经济是下行态势。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点可能比十年前增长两个点都难。

很显然，现在我国经济还没有步入良性的轨道，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可能很多。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讲，大概有五个因素。首先是房地产泡沫，第二是地方债务，第三是行政结构体系改革相对滞后，第四是产能过剩，第五是民营企业不景气。

的确，当前整个经济形势面临的风险仍在上升，主要表现在我们面临着：第一、保障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第二、外部经贸摩擦、第三、中国经济还要实现由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型。

我们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难题有两个：一个是脱贫问题，第二个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从脱贫来看，我们现在还有三千八百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这还是中国定的标准。如果选用联合国的每人每天两美元的贫困线，我们则还有两亿贫困人口。即使现在这三千八百万人大部分集聚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解决这一难题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其次，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我们有2.8亿农民工，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集聚了大量外来人口：上海将近超过一千万，北京将近九百万，深圳将近一千八百多万，广州九百多万。

第三点是要实现战略转型——由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由注重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由过去学习模仿型转向自主创新型，由过去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有序走出去对外扩张型。

搜狐智库：如果要实现这三大战略转型，我们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汪玉凯：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力度是根本性出路。我们可以思考，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当时做出很多很多承诺。究竟哪些兑现了，哪些还没有兑现。

在市场准入门槛上，我们给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省去了很多壁垒，包括金融领域、电信领域等，这些是我们重大的改革举措。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对内部企业一视同仁，进一步降低市场门槛，减少制度性干预，我认为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力度。

其次，尽管过去这些年来，我们营商环境的便利度由96位上升到74位，但是和我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比，我们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要解决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我们目前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冲突。我们要在医疗、教育、社保、保障型住房等关键环节进行大的改革举措，才能够调动老百姓参与改革进程，同时也能够增加国内消费。

搜狐智库：我们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哪个比较突出？当下废除哪些行政审批是当务之急？

汪玉凯：垄断有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市场垄断三种垄断形态。目前国内市场上难以形成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格局，与存在垄断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其中行政性垄断这方面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一个市场如果不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行政垄断确实会影响各类市场主体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实现三种公平：机会公平、制度公平、规则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破除行政垄断，反对不正当交易，对于保证公平市场环境的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关于破除行政垄断的国际经验，我觉得首先是要给公平竞争准入提供制度保障。其次，要对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进行调查，如属实则对此实施严厉的惩处机制。这保障了各种市场主体能够在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最后，要通过鼓励创新，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推动市场不断更新换代。

我前面讲了，现在我们的营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第74位，这和中国第二大经济体不相适应。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有三千多个政务服务中心，可以在网上办，甚至可以在手机上办，确实服务方式变化很大，但企业办事难、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我们实际上对市场的管控，对市场门槛的设立显然明显是太多了，即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且还很难精简下来。这才是根深蒂固的管理痼疾。所以简政放权是壮士断腕，要伤筋动骨，简政放权是一场革命。

搜狐智库：我们了解到，你最近这几年关注的方向从行政体制改革研究转向了新经济研究，那你觉得在未来新经济创新中，政府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汪玉凯：政府在新经济的培育过程中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

首先是谋划。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和市场行为，但政府可以通过战略规划引领新经济的导向。这是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另外，要营造一种鼓励市场各类主体自由创新的制度环境。如果政府能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话，我想对新经济出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最后，政府要改变过去政府补贴的传统方式，拿出一大笔钱给某些企业创新，实际上这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很难解决根本性问题。

我认为还是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让各类主体进行创新竞争，最后再给优惠政策，而不是直接对企业进行补贴。

搜狐智库：新经济的创新离不开民营企业的作用。你如何看待近来“民营经济退场论”这个观点？

汪玉凯：这个观点目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几天中央都明确讲，要毫不动摇地要发展民营经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应该从三个角度来看该问题。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过程。1982年，党认为民营经济是国有经济的一个有利补充。到了1992年以后，我们认为民营经济是社会经济成分的主要重要组成部分。到了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我们就认为要毫不动摇的发展民营经济。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上是一步步在深化的，而认识上的深化是民营经济能够发展壮大最主要原因。

其次，民营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简单记为“五六七八九”——民营企业创造了50%的税收，贡献了60%的GDP，创造了70%的创新，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占市场主体的92%。这已经很清晰地证明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营经济退场论”就变成了笑话。